古建筑拆遷異地重建安裝
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那么古建筑挪一下有什么問題嗎？從技術上說沒任何問題，古建筑拆遷安裝早已不是什么難事，每塊磚、每根梁拆開來編上號，換個地方再按號碼將老房子砌起來。噢，石階上有青苔，這個也沒問題，照樣給你移栽，照樣青綠得讓人心酸，粉墻上有一灘烏黑的水漬，也能做得跟五十年前一樣生動自然，連荷花缸下面的蚯蚓也有地方買。
但是在“建筑倫理”上——如果有“建筑倫理”的話——，不少專家痛心疾首，強烈反對。
本屆世界華人收藏大會將這個話題拿出來討論。據大會秘書長陳志強介紹：這些年來，海內外華人中出現了收藏和保護古建民居的現象，對城市建設和民居保護起到了較好作用，但在社會上還有相當大的質疑與阻力。為了進一步樹立保護老房子文化歷史遺產的理念，探索在推進城市化建設的同時保護好老建筑的方式，大會以“大收藏”的文化視野，推動機構和私人收藏家開展搶救性收藏和保護的工作。
上海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組委會辦公室和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及上海石庫門文化研究中心三家學術機構于9月13日至14日在上海圖書館共同舉辦“老房子保護和收藏論壇”。論壇邀請到同濟大學教授、古建筑保護專家阮儀三，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以及數位建筑、文化方面的知名學者從學術專業的角度就保護建筑的重要性、保護與收藏的定義、收藏的方式和收藏價值，發表各自的真知灼見。論壇最后一天，近百位與會者將前往上海寶山聞道園和蘇州東山會老堂考察，前者是異地重建的案例，后者是原地保護的案例。
論壇進入讀秒階段，記者就從各方聽到了針鋒相對的爭議。但記者希望結合案例來進行解讀，或許有助于讀者對這個話題收獲清晰認識，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古建筑：可以收藏嗎？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民眾財產的增長，民間收藏也持續升溫，收藏品種空前豐富，收藏品的邊界不斷突破，以前不入藏家法眼的舊器物也紛紛擠進古玩市場，呈現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由此出現了“大收藏”的概念。
“大收藏”的概念首先是體量龐大，比如匾額、墓道磚、城墻磚、石獅子、石佛像、石柱礎、抱鼓石、拴馬樁、老爺車等；其次，這些器物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也相當豐富，值得深入研究。古建筑作為“大收藏”被人們關注，就同時具備了這兩個特征。在上海、北京、天津、廣州等特大型城市里，已經出現了一批古建筑收藏家，據專家估計大約有四十多位。他們的收藏行為和收藏物基本上體現了某些特征：收藏古建筑在數十件以上，古建筑基本是在近三十年里從農村收來，來源清晰，年份明確，有些大宅子的物主也有案可考。古建筑原有結構比較完整。部分古建筑實施保護性開發和利用，有一定的開放性，可讓公眾公享。
世界華人收藏大會秘書長陳志強對記者說：“上海的杜月笙宅邸、蘇州西山的雕花樓、松江九亭的薈珍屋、安徽屯溪老街的萬粹樓……先后為個人所有。這些收藏活動伴隨著城市的舊城改造和規模擴張，從好多年前開始，市政建設速度加快，工程隊往往顧不得保護或不懂得如何處理它們，那么有眼光的收藏家從中發現了它們的價值，出資買下來，保存起來，等時機成熟后加以開發利用。這種行為應該肯定。‘大收藏’突破了收藏品的原有局限，更注重收藏一種精神，收藏一脈文化，收藏一代人的記憶。”
但是同濟大學教授、古建筑保護專家阮儀三對記者強調：古建筑與一般的古玩文物是有明顯區別的，它不是簡單的器物，不能被束之高閣地收藏。現在有些人購買了老房子后，拆散開來堆放在倉庫里，那是要霉爛腐朽的！所以，收藏古建筑的概念不能混淆了，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古建筑在使用過程中，與人發生關系，與所在的地域文化發生關系，見證歷史，見證傳承，才能體現它的價值。
而記者在實地考察中發現，在上海及其他城市里，有成百上千的古建筑部件堆放在老板們的庫房里，一幢房子一堆，牛腿、雀替、大梁、雕花門板等都編了號，石頭部件則露天堆放，但他們難以同時將它們架起來再砌上磚墻，恢復歷史原貌，根本原因就是誰也沒有這么大的地來安置這些老房子！
記者在多年的調查中還發現，有些老板收藏古建筑后，為了盤活存量，以房養房，也會挑選一部分價值相對較低的高價出售，獲利可達數倍。但古建筑卻因此要再次踏上漫長的遷徙之路，傷筋動骨似乎難免。對此，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收藏學專家祝君波明確表示：反對倒買倒賣，牟取暴利。
但也有些老板認為通過買賣可以讓古建筑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將因此而遠播。他們列舉了成龍將四幢徽派古建筑贈予新加坡某大學的事例來說，成龍擁有的十多幢古建筑價值一般，留在國內也可能被湮沒，而到了新加坡就成了國寶，可以讓更多的外國人認識中國古建筑的美學價值和生態文明。
古建筑：可以異地重建嗎？
在“大收藏”的過程中，古建筑的異地重建似乎是當下現實條件下唯一可行的選擇。
古建筑遷往他鄉是農耕時代終結的必然嗎？記者在多個農村考察時發現，建國以來，中國農村發生的變化要大于城市，因為農村的格局與體量比城市小得多，對資本的抵抗力更弱，變化快速而且顯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最先被“清場”的就是古建筑。而且農民自身也要擺脫老屋昏暗、潮濕、低矮、閉塞、與工業化難以對接的環境，入住城鎮化樓房的愿望相當迫切。在農民富起來后，在農村青壯年流入城市打工轉身為新城市人后，或者在新農村建設和土地流轉過程中，古建筑面臨“清場”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尷尬與無奈。
另外，中國建筑是磚木結構，不僅容易遭受火災、水災、蟲噬等自然外力的破壞，屋齡超兩百年也會松散搖晃。許多古建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能再住人，房屋主人必須在原有的宅基地上蓋新房，只得匆匆忙忙處理傳了幾代的老房子。
“有一次我在安徽農村收舊家具，在一個偏僻的山村里看到一幢兩百多年的老房子倒坍了，建筑部件已經拆散了，牛腿花窗等賣給了古董商人。房前小院子上，幾個農民在分割一根銀杏木的冬瓜梁，就是鋸成幾段分給幾家人家做家具吧。這根冬瓜梁長12米，寬1米，憑我的經驗，這根銀杏木至少有一千年的樹齡，現在根本找不到了！房屋主人也肯定是個大官，一般老百姓哪里用得起！但是老屋散架了，隨著這根橫梁的分段切割，一切都煙消云散了，若干年后誰也不知道這里曾經有過這樣一幢大規模的宅子，與房子有關的歷史也將被湮滅。離開這個村子后，我腦子里一直抹不去這個情景，從此我就開始收購老房子了。” 對記者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趙文龍，他的祖父與父親都在桂林公園工作，他自小在公園里的亭臺樓閣中玩耍，對大廳花格窗的琢磨，養成了他對大木結構的研究興趣與品位。1974年，他高中畢業后到閔行梅隴鄉華一村蔣家堂插隊落戶，借住在一個庭院深深的大院子里，大院子里有數十間房子，每間房子里保留在原有的木作結構，還有老家具，趙文龍將耕余時間都花在研究木作上。上世紀90年代，他開了一家古典家具商店，深入農村收購舊家具，足跡遍布長三角蘇、松地區。二十多年來，他收藏的明清兩代古董家具有上萬件之巨。進入新世紀后，為更好地發展和搶救木作文化，他在松江九亭購置了十余畝土地，建立修復老房子和家具的基地“薈珍屋”。
看到或聽說農村的老房子散架了，要賣了，農村要修水庫、造橋、造高速公路、建工廠等原因，推土機開到老房子前面，趕緊過去買下來，拆散了編號，裝卡車運回上海——這幾乎是上海所有古建筑收藏家的套路。有些心眼特細的，還會事先踩點打探，眼看某幢老房子夠年份，橫梁夠粗，柱子合抱，門窗雕花夠精，還有描寫戲劇故事的磚雕石雕，價值不可低估，但房子還沒倒，老板先在村子里發展線人，預支經費，讓他盯著這幢老宅，一有動靜趕緊打手機通知。
買來的古建筑，將破損的部件修補一下，找塊地架起來，春風再度，這也是古建筑收藏家的首選方案。
王衛，上海聞道園文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執行董事。聞道園位于寶山區，離寶鋼不遠，聞道園占地數百畝，比籃球場還大幾倍的庫房里堆放著數十幢古建筑的部件，石窗、石鼓、石馬槽等堆在花園里，清代的石牌坊、明代石橋已經重新建起來了，當然還有進士第、武狀元樓、楠木廳、諸葛后裔官廳、雕花樓等六幢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古建筑，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進士第，由同濟大學古家具專家王凱豐設計成一個會所，供客人喝茶吃飯聽戲發呆——還可以“聞道”。還有一幢晚清皖南宅邸做了聞道書畫院的畫室，每隔一段日子他就要召集一幫書畫家在此揮毫，雅興甚濃。
老房子中央是一處開闊的水面，無論荷花盛開還是秋雨綿綿，景觀都相當不錯。不遠處是數臺挖土機，二期工程正在有步驟地開進中。上海世博會期間，聞道園里的徽州大院成了市政府向外推薦的13個重點主題展覽點之一。
古建筑異地重建，看上去很美，但在公眾話語中，實施異地重建的老板們似乎負有原罪，質疑聲不絕于耳，他們相當委屈。對此，阮儀三教授對記者明確表示：他們將行將倒坍或消失的老房子買下來，是好事情，應該肯定。這些年來，通過他們的收購行為，使許多中國人突然發現或認識了古建筑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過去有人只是收購老房子的部件，什么牛腿啦、花窗啦，以此牟利，買的人也只是裝點家庭環境。現在大家發現整座老房子的價值更大。這個發現不僅推動了我們對古建筑營造法式的重視，還逼著政府官員重新審視古建筑這一文化遺產與整個自然環境的和諧，文保理念與科學發展觀得到了增強。
“但是我還是要反對異地重建。”阮教授旗幟鮮明地說，“古建筑的物理構成很復雜、也很豐富，它與所在地域的地理、氣候、環境及人文背景甚至包括堪輿學——也就是所謂的‘風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樣產生一種建筑樣式，安徽產生了四水歸堂，北京產生了四合院，上海產生了石庫門，北京不可能有四水歸堂，他那里缺水啊，所以一座安徽民居搬到北京去，年輕人就可以不明白為何屋頂上的水要讓它流入天井里。上海也不可能造四合院，上海寸土寸金啊，再說上海是租界，是移民城市，只能造弄堂，造洋房，四合院沒有立足之地。那么根在農村的古建筑突然出現在城市里，它與原有的環境就割裂了，文化信息也不完整了，以后我們的后人要通過這樣的民居來了解中國古代生活，就可能出現誤讀誤判，這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行為。還有些官員為了自我救贖，說修復、重建老房子就是異地保護，那更扯淡了，說明他根本沒有文化，不理解建筑的整體性要求，在異地不可能保護，離開了原有的生態環境還談什么保護？只能是重建。按照《威尼斯憲章》的原則，古建筑離開了本土就是破壞。這些年歐美國家在一些城市里建了中國的亭子、閣樓等，這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敬仰和熱愛，但周邊沒有中國的文化環境與自然生態，那只能是個景點而已，不能算中國建筑！”
同濟大學研究員、國家歷史名城研究中心副主任趙雪敏也認為：保護一幢古建筑，意味著要保護一個環境。古建筑不僅是民宅，還應該包括古橋、祠堂、戲臺、廟宇、牌坊等，它們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完整的生態環境。古建筑與文物不一樣，文物離開出土遺址陳列在博物館里，它的歷史文化信息流失較小，而古建筑離開了原有環境，歷史記錄沒有了，與原住民的關系就割裂了。如果重建時工藝處理失當，破壞就會非常大，只剩下一些構件的價值了。
而祝君波的看法對此略有不同，他認為：就地保護歷史遺跡和古建筑當然是最佳辦法，是上策。但現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有的地方老房子數量很多，難以由當地政府和居民全部加以保護和修繕，就產生了異地保護的需要和可能，出現了“大收藏”的概念，這也是新生事物。那么異地重建是現實條件下的中策，是保護的一種權宜之舉，有可能成為古建筑被移動后的“最不壞”選擇。
祝君波還向記者談到了一個人：羅哲文，他被人稱作是溫和主義者，他對異地保護是支持的，而且通過一個案例來證明實際可行性。上世紀80年代，浙江龍游雞鳴山面臨著自然災害與整體重建性改造，在羅哲文等幾位教授主持下，在村里選取了十幾幢有價值的古建筑，移建至周邊自然環境中，等于重建了一個自然村，后來當地政府與企業家還從別的省份購買了一些古建筑移建于此，至今共有四十余幢，使這里成了與龍游石窟旅游景點配套的古建筑保護基地。
龍游在三千年前曾是姑蔑國的都城，兩千兩百年前秦始皇在全國實行郡縣制時，即在這里設縣，龍游的人文底蘊非常深厚。龍游民居苑古建筑遷建工程，是一種探索性的文物古建筑保護方法，目前在文物界仍然存在一定爭議。二十多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專家、民眾給予了好評。古建筑遷建保護，仍不失為一種古建筑保護的新思路。 古建筑：還有人在原地保護嗎？
異地重建之前，一般要對古建筑動一番外科手術。對此，專家的共識較強。祝君波認為：“重建必須力求原貌和原物恢復，不能移花接木，加油添醋，搞得面目全非。”趙雪敏認為：有些老房子損壞很嚴重，修配的部件必須按照原有工藝和結構來做，體現《營造法式》的精神。如果是從別的建筑取下一些部件配上去，也應該保持可識別性。記者曾在上海及外省市多處修復后的古建筑上看到新配的梁柱特意不髹漆，保留修補的印記。
阮儀三告訴記者：古建筑重建也好，修復也好，必須遵循中國與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同共商定的“五原原則”，即原材料、原工藝、原結構、原樣式、原環境。其中最難的是原環境。隨著人們對古建筑保護意識的增強，有些建筑工藝也慢慢得以恢復，比如明代建筑是沒有玻璃的，當時就用蠣殼磨薄了裝在花格窗上可以透光，現在這個工藝也恢復了，對修復古建筑特別有利。有些泥灰工藝和磚雕工藝也有了傳承人。這些年來，國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面做了大量工作，對古建筑保護也是一個有力推動。有些地方對古建筑進行登記，并推出了禁止交易的法規。但真正實施保護，卻不那么容易。在此情況下，古建筑收藏家們還是樂意幫助政府的。
修舊如舊也成了收藏家們的共識。記者在趙文龍的“薈珍屋”里看到，有十幾棟完整的老建筑，如榮毅仁的故居、黃炎培的書房、杜月笙的房子、明代至乾隆年間的花亭等，均由趙文龍通過修舊如舊的方法重建起來，進入今天的視野。
榮毅仁的這兩幢房子原在靜安寺，造航站樓和延安路高架時，面臨拆除的命運。趙文龍聽說后直撲拆遷現場搶救下來。“那些柚木大門、樓梯精致度相當高，故居窗戶所用的磨邊水晶玻璃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國內無處可尋。拆除銅拉手和鉸鏈時我都是親自督工的。”趙文龍仔細保留了這些部件，在修復中就派了大用場，“這是文化基因，不能丟失”。
趙文龍在自己的地盤上重建古建筑之外，還幫政府完成了一些重建項目。比如在青浦朱家角重建三開間蘇式老民居，在松江區廣富林遺址公園重建了一幢上海本地風貌的三進大木結構的老宅，現為廣富林文化展示館的藏書閣。后來他還應松江區政府邀請，在佘山民族文化館重建了七幢大木結構房屋作為展廳。同時，他還為有一些文化情懷的企業如南開維凱賓斯基酒店、尊木匯傳統木作文化館等重建了一些古建筑，傳承并弘揚了中國傳統的木作文化。
古建筑原地保護在上海也是有案例可援引的。本次論壇上，邢偉英將作一個題為《會老堂·把根留住》的報告，她的故事同樣動人。
2003年初夏，邢偉英參加了一個自行車隊的騎行之旅，車隊沿著太湖進入東山，到了那里稍作逗留時，不經意間她走進了一個古村落——陸巷，猛然想起丈夫的祖屋就在這里，名叫“會老堂”。但探訪后發現老宅已經擠了許多人家，環境與建筑均破破爛爛，回上海后她向丈夫流露了重修“會老堂”的想法。
“會老堂”，寓意會老友、聚新朋、集賢達、遇知己。建于16世紀初，即明代正德年間，是宰相王鏊贈與老師的宅院。其主體建筑坐北朝南，以中軸線分布，依次為門屋、大廳、樓廳、后院。每進間以天井相隔，正中有門院貫通，呈前堂后寢的傳統建筑布局。其南北照墻的纏枝花磚雕、大廳頂梁木雕、蓮花柱前門木刻、將軍門坤石等，均為珍貴文物。
這一年，邢偉英向當地文管部門表示了愿意搶修“會老堂”的意愿并了解相關程序，找來蘇州的古建筑專家和古建工程隊，對“會老堂”進行實地勘測，制定了系統修復方案。第二年春節過后修復工程就啟動了。
“施工人員首先利用遺存的坤石、石階等，復原了已完全倒塌的將軍門，并增設了連接將軍門與院子的長廊，在大廳遺跡的縱軸線上，以保護原有基礎為首要原則，建造了一個四角亭子。施工人員還清洗了保存比較完好的照墻部分上的浮灰，使每一塊細磚都完整地重現了原貌：用糯米漿拼接而成的青磚墻，縫隙細如毛發，整齊細膩，墻面中間磚雕刻飾的纏枝花紋剛柔并蓄，線條流暢，充分彰顯了明代建筑的藝術特點。”邢偉英說起修復工作的細節，儼然一個行家里手。
樓廳的二層是“會老堂”的修復重點，也是整幢建筑的精華所在。雖然墻體傾斜，但是完好的梁架和堅固的通天楠木柱，使得“會老堂”整體建筑風華依舊。搶修人員將墻體撥正，翻修了全部屋頂，修復了正梁中間的“山霧云”和雕花板，復原了四周所有的裙板，重現了大廳100多平方米的完整結構，體現明代江南士大夫審美趣味的建筑在眼前一層層展露其卓絕風華。
在修復“會老堂”的近一年的時間里，邢偉英幾乎天天往返于上海與蘇州，加起來達到三百次之多。但這個女強人樂此不疲，她感嘆地說：“一個具有如此厚重文化的高雅之地，值得讓更多熱愛中華文化及懂得吳文化的人一起來分享。”
記者對她表示敬意時，邢偉英則淡然一笑：“我們有幸依偎在歷史的階梯上，它教會我們淡泊、從容。會老堂不屬于任何人，只屬于歷史。”
論壇最后一天，與會者將趕赴蘇州東山，在會老堂考察，并在廳堂里欣賞評彈。
作為上海松江區收藏協會主席的趙文龍也告訴記者，就在今年8月底，松江老城區舊區改造，在一片正在拆毀的看似無多大價值的民居中，有人意外發現了一座花廳，趙文龍得知馬上趕過去考察，“形制巨大，雕花工藝也很精細，有人愿意以每平方米30元的代價賣給我，我沒有動心，因為我覺得這幢有150年歷史的古建筑級別相當高，如能在秀野橋邊的原址保護起來更有價值，就跟政府有關部門說了。現在這個花廳就留下來了。我如釋重負，做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花廳啊，比一般民居更有價值！”趙文龍說。
古建筑：可以商業開發嗎？
古建筑在他鄉“站”起來了，修舊如舊的面貌似乎還披著一層故鄉的薄霜，但在城市人的打量下多少還有些陌生與忐忑。因為它知道，從這天起，進出大門的人說的是他鄉話甚至外國話。
前不久記者在紹興考察一個文化項目，就近前往會稽山旅游度假區的一個度假村，據悉由浙江開元集團開發經營。這是個極具江南水鄉民居風格的主題文化酒店。酒店的前身是一個完整保留的古村落，原為大禹姒姓家族后裔繁衍生息之地，距今已有4000余年。原有的祠堂做成一個微型的民俗博物館“禹裔館”，街對面一處民居則是姒姓研究會。 這個項目占地44500平方米，酒店整體建筑群以獨棟的松散形式沿河展開，整體規劃著眼于古村落的自然生態環境，不破壞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以白墻墨瓦的明清建筑為主體，小橋流水穿插其中，祠堂、戲臺、天井、古街、石巷等景致相映成趣。獨特的古村落氣質，近乎極致的裝修設計，加上大隱于市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使得酒店保留了很多神秘感。
當街豎著一座石牌坊，上面刻有“遺風猶存”四個字，對聯：山存圣廟，禹王寢臥稽峰里；村旁清流，后裔耕耘鑒水邊。檐廊是新建的，一條飄檐伸向遠方，廊的一邊與房屋相依，一邊有柱的走廊，稱為檐廊。還有五座橋，分別為梅梁橋、念祖橋、姒家橋、廟下橋、望陵橋。小街上還有一個茶館，一個酒家。
今天，祖祖輩輩在這里繁衍生息及耕作的村民都搬到河對岸的新房子里，牲口、家禽也搬走了，石磨盤、石柱礎、舊家具、舊農具留下來成了點綴景觀的老古董。古村復原了一百年前的生態，花木郁郁蔥蔥，河水清澈見底，烏篷船泊著，一竿篙插在水里，倒影不停地扭曲著它的筆直，一切都寧靜得讓人欲夢欲仙。
另一處正在“重塑”的“古村落”也在禹王山下，工人正在驕陽下加緊施工，一條小河從工地中間穿過，倒映著禹王山峰。從二十年前起，上海企業家秦同千從蘇浙皖地區收了兩百多幢老建筑，一萬多件舊家具，在紹興租地建倉庫、廠房，請來一幫老師傅修復老家具和古建筑。2007年他拿下紹興市會稽山旅游度假區望仙橋地塊的開發經營權，一開始準備搞農家樂，樓也蓋到一半，突然改主意了，要建度假村式的精品酒店。于是他從庫存的古建筑中挑了六十多幢徽派老宅放在這個項目上，大夫第、狀元府等做成大堂及俱樂部，明清民居重建后作為獨院獨幢的客房。現在，地面工程基本完成，預計在2015年初開業。同時，秦同千在上海青浦朱家角課植園附近還造了一家星級酒店，將一幢古建筑搬來做了大堂，一座古戲臺重建在花園，為住店客人演昆曲。
上海黔香閣的老板李建忠也是古建筑收藏家，在上海的幾家飯店里一水的老家具、老建筑，尤其是虹橋地區的1877會所，成了時尚人士聚會及國際品牌發布時尚信息的場所。會所本身就是一幢古建筑，是李建忠在浙江衢州收購的一幢建于1877年的兩層大宅門民居，經過清洗、拆分、編號，再運到上海“拼裝”。但更令李建忠自豪的是上海世博會的城市足跡館里陳列的九幢古建筑（包括部件）全由他提供。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以這九幢古建筑為線索，加上其他實物和圖片資料，講述運河流域民居風格的特征及演變過程，這個館由此成為人氣最旺的展館之一。外國人的評價尤其高。李建忠還告訴記者：“中常委們都來看過，給予很高評論。前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也來了，高興得不得了，登上戲臺一口氣唱了兩首歌，興致極高！”
現在，李建忠正在與上海地產集團合作另一個更大的項目“美麗上海·悅榕莊”，就在徐浦大橋南岸的浦東地塊，有兩百幢晉、皖、豫、蘇、浙風格的古建筑正在悄然復活。這個占地500畝的項目有三大功能，除了一家超五星級精品酒店外，還有餐館、酒吧、時尚飾品等新型消費業態和藝術大家的工作室，還有與文化產業配套的會展會議、節慶活動場所，包括旅游觀光。
以上只是記者了解到的眾多古建筑復活項目中的幾個，可以說，所有的古建筑在異鄉的重建，因為與城市整體環境與文化氛圍的天然沖突，勢必引起諸多爭議。阮儀三對記者說：“商業開發有利有弊，利，就在于實現了展示功能，提升了古建筑的身價，在公眾分享的同時也產生了文化影響力。弊，在于有些人不懂行，張冠李戴，狗尾續貂，破壞了古建筑原有的文化信息。外國也有古建筑異地重建的案例，但比如英國，老房子異地重建后的來龍去脈是很清楚的，幾百年的檔案是保存下來的。”
對此，李建忠是深有體會的，他對記者說：“商業開發其實不是最好的歸宿，古建筑最好與非遺項目結合起來，比如成為昆曲、京劇、手藝、樂音、民俗等項目展示的平臺，就會產生1加1大于2的效果。傳承與傳播，是每個古建筑收藏家的社會責任。但從目前情況看，還不是每個擁有古建筑的人都能想明白的事。”
祝君波則明確表示：“支持原地保護，理解異地重建，反對原地拆毀，這也應該成為論壇的共識。在多元的社會，我們要學會寬容與妥協。古建筑的異地重建以及尊重傳統文化的商業開發就是一種妥協，可以為原地保護積累經驗，擴大影響，留下空間。”
張雪敏教授認為：古建筑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國力體現，這在歐洲諸國已經得到證明，在中國也應該得到廣泛的認同和重視。
